章六十八 独在异乡为异客 何处是家有家人(3)
十国帝王!
孟平和李彦超在甘州城外与药罗葛狄银对答时,李从璟也在灵州跟李绍城谈论眼下大唐禁军的征战形势。
战争是门艺术,层面越是高级,其艺术性也就体现得越是充分,到了国家战争这个份上,战争这架庞大机器的健康运转,已经精密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。
而且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,战争也就愈是精密,其艺术性也更加突出。部落时代的战争与宇宙时代的战争,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存在。
战争有其固有成本,李从璟要降低攻河西、西域之战的成本,除却对战争各组成部分都“精打细算”之外,还要谋求迅速而干净的胜利。一场干脆利落的大胜,与一场耗日持久的僵持战的成本,也不可同日而语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主要是带领兵马冲阵厮杀、召集战士进行城池攻防的河西军队,被孟平说成是“不懂战争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
“一场战争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,大体而言依然是战前、战时、战后三个过程,国、军、民三个主体。于国家而言,国库有多少钱、财、粮储备,钱、财、粮在从国库用于战场的过程中,经官吏之手,会被贪墨几何,路途运输,会损耗几何,这之间的‘转化比例’是多少,转化过程需要耗时多少,而国家能从民间征调多少物资,战场附近的州县又能供给多少,运往战场的效率如何......凡此种种,是为战争决胜于国家。”
“于军而言,军纪是否严明,将士素质如何,争胜之心是否强烈,各科技艺是否娴熟,将校识得多少征战之道,临阵知道多少应变,甲胄是否坚固,兵刃是否锐利,弓弩是否齐备,火炮利器存量几何,折损能否及时补充,伤员能否得到及时救治,新老士卒‘转化率’有多少......凡此种种,是为战争决胜于军队。”
“于民而言,凡国家征战,百姓愿意承受多少赋税增加,家家户户能为战争输送几个儿郎,国家号召之下,上至富户大族,下至寻常百姓,能为战争捐献多少钱财,有几个能放弃手中活计甘为大军运送粮秣成为辅兵。当战争不利时,百姓是唾骂国家无能还是挺身走上沙场,当强敌入侵时,百姓能否不顾身死走上城头,又是否有能力上阵厮杀。民,军之源也,一旦大战起,举国百姓是否齐心,又有多少人能成为后备军,但凡国家需要,就能拿起武器走上沙场......当战争损耗大量财物,民不聊生之际,百姓是甘愿为国家大义勒紧裤腰带,还是会被有心人蛊惑,行反叛国家之事来为祸地方......凡此种种,是为战争决胜于百姓。”
这一日,李从璟站在灵州演武院的授课台上,亲自为教室中的学生传授战争之道。
“凡此种种,国家当有清楚认知,甚至当有明确计算,有此基础,方有国家之战。凡战,必有军事情报,有军报情报,方有军事谋划,有军事谋划,才有大军行动,否则,十万大军,数十万民夫,如无头苍蝇一般放之于沙场,一旦稍有不慎,便是大动乱大灾难。”
“战前情报搜集的详细程度,直接关系到大军征战之谋划之胜败,没有详尽之军事情报,就没有大军之出动。大军行军路线,行军脚程,扎营之地点,攻打目标之兵马部署,大小战斗之投入,粮仓之选址,粮道之防卫,物资之调派,攻城掠地之章法,分进合击之策略,都要有明确布置。虑胜,也虑败,虑进,也虑退,有进攻谋划,也要有撤退谋划。兵法云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,又云’‘庙算多者胜’,此之谓也。有如此谋划,纵然战场有变,应对起来才不至于慌乱,才不至于因小败而贻害大局,纵然不胜,亦可立于不败之地。僵持之战,亦或惨胜,姑且耗费无数人命与钱财,何况是败?届时不仅人命与钱财大损,而国民之信心尊严亦损,还助涨敌寇之气焰,壮大敌寇之实力,其害岂不为大!”
“每战之后,伤员如何救治、安置,所得之地如何驻防,民众如何安抚,财物如何聚拢然后快速运用于战争,战略战术部署如何及时调整......”
“何谓战争?唯计划二字。大军征战,不打无计划之仗。计划妥当,每一个将士,才能发挥最大战力,每一分钱财,才能发挥最大作用,而沙场上每一将士每分钱财,皆是国家耗费十倍之力支持,此间轻重不可不查......如何打好一场战争,打一场恰到好处的战争,打一场壮大国家而非削弱国家的战争,怎能不是一门艺术?”
说到最后,李从璟总结道:“诚然,沙场之道,乃应变之道,沙场之上,有太多东西无法预料,事先也无法都探知,战争还得靠将士流血来打赢,但这不是战争缺少谋划的借口。一言以蔽之,增加战争的已知和可控因素,减少战争的未知和不可控因素,再以绝对优势去打每一场战争,才是赢得战争的取胜之道。”
给演武院的学生授课,李从璟早在幽州时就常做,洛阳演武院他也是常去的。演武院是李从璟宣扬他的军事思想的战场,实在不能忽视。只不过做了皇帝之后,这种时候就很少了。
李从璟的所作所为,实际上是在推动战争早日向“近现代”战争转变,引导大唐的军事人才,将战争这门学问做深做细。研究得深入研究得细致了,才会把事情做到更深入的层面,做好做到极致,不仅战争如此,很多事都是这样。
在李从璟看来,这个时代的战争,还是“略显粗糙”了些。而大唐的战争之道这样持续进步下去,日后必然独占鳌头。他想要将大唐建立成恒强帝国,首先得保证大唐的军事实力举世无双——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。
当然,要将战争早日推进到“近现代”的地步,仅凭他方才讲的那些,是远远不够的。
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基础,无论是国家的“近现代”化还是军事的“近现代”化,都需要物质水平跟上,或者说,需要生产力水平跟上,再直接点说,需要科技水平跟上。
这一点也是李从璟一直在花大精力去做的,李重美和赵普捣鼓出“高压锅”雏形后,经过持续改善,在李从璟的有意引导下,已经在向“蒸汽机”转变,按照目前的趋势,真正的“蒸汽机”不久就会出现。
换言之,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会提前到来,在大唐的天空下。
大唐的文明程度很高,李从璟并不担心此举是在拔苗助长。
至于某某阶级某某主义的问题,他也毫不担心。
从演武院出来,李从璟接到了甘州军报。军报上说,孟平、李彦超等人,已经着手准备决战。
回到住处,李从璟召见了李绍城。灵州之战结束有一段时日了,李绍城也不该一直呆在后方,河西是孟平和李彦超的,攻略西域也该李绍城大显身手。军功平分,才不会出现一家功劳独大,功高震主的情况,这也是御下之道。
好在大唐不缺军事人才,李从璟也不用担心,会因为要分功,而影响战争之取胜。
“这回大军攻打河西,进展颇快,朕事先制定的‘闪电战’之策,基本已经得到实现。既是如此,河西、西域交给尔等即可,朕也不必呆在灵州盯着,不日就能启程回洛阳。”
与李绍城商讨完诸事,李从璟靠上扶背,露出颇为轻松的笑意。
攻占河西全境,是大唐禁军在入冬前必须完成的任务,以河西的地理条件和复杂情况,禁军能取得这样的战果,的确称得上是“闪电战”——李从璟也确实参照了希特勒的战术。
李从璟一直在强调河西之战的成本,强调这场战争的投入收获比,而人类历史上也鲜有比“闪电战”投入收获比更高的战争了。要实现“闪电战”的部署,除却准备、谋划这些工作,需要的是军队拥有突出的硬实力——强大的运输能力和军事力量的压倒性优势。
大唐数量庞大的良马和火炮利器,为“闪电战”提供了必要的支持。
当然,眼下李从璟的“闪电战”,比起希特勒的“闪电战”,还是弱化版的,这是时代限制。
“此战之胜,是乃陛下雄才大略之胜!”李绍城由衷道。
李从璟笑了笑,摇头道:“战争何其庞大,岂是一人雄才大略就能决胜的。”
言罢,李从璟正色道:“此战之胜,是大唐文明之胜!”
是的,在李从璟眼里,这场战争若胜,是先进的大唐文明,对落后的河西文明的胜利。
中华历史上有一个无法忽视的悖论:坐拥先进文明的中国,总是屡屡被落后的北方草原文明战胜。
元朝、清朝的建立,是最突出和无可辩驳的证据。
蒙古人,位在漠北的漠北,女真满人,位在辽东的辽东,中国拥有灿烂的文明、在全世界面前光芒万丈时,彼部还在茹毛饮血。
而彼部一旦起势,短短数十年间,便能横扫大江南北,入主中原。
这也是汉人心头永远无法抹去的痛。
其因何在?
一句简单的“农耕文明的保守性,无法抵挡草原文明的侵略性”,无疑是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的。
一句简单的“农耕文明的发展程度还不够高,无法对草原文明形成绝对压倒性的优势”,也是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的。
野蛮战胜文明,并不是必然,而是无奈。
在李从璟看来,这个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。
中国的文明的确很先进,但中国的军事,并没有达到与先进文明相对应的高度。
中国文明的先进,在经济,在文化,在政治,甚至在百业百工在所有方面——唯独,不在军事。
手中拿的,仍然是刀枪,胯下骑的,仍然是战马,身上穿的,依然是甲胄,战阵依仗的,依然是弓弩,居而坚守的,依然是城池,执掌万千兵马的,仍然是一个个大老粗——某些时候,甚至是比大老粗还不如的纯粹文人。
明清与汉朝,近两千年过去,可有本质区别?
中国对草原,可有绝对优势?
没有。
论文章,从骈四俪六,到唐诗宋词,到明清小说,历经蜕变。
论体制,从封建井田,到汉唐郡县,到明清行省,历经蜕变。
论保家卫国的最根本力量,军事思想,军队建设,实无建树。
中国不发展军事文明。
偶有改变,也是大敌当前,苦着脸不得已做出应对。
从无主动追求进步的。
唯一的明朝火枪火炮,还是建立在元朝的基础上,并且很快销声匿迹。
如是,草原人弓马娴熟,善骑射,而彪悍轻死,一朝成势,中国不能挡也。
中国的军事文明既然不比草原先进,将士素质又赶不上“穷山恶水”的刁民,最为依仗的军事物资——战马,更是拍马赶不上,如此,沙场之争,焉能不败?
河西、西域之战,是李从璟提升大唐军事文明——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一大试验场。与庞大的大唐军事文明相比,“闪电战”的战术,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而已。
李从璟也知道,要提高大唐的军事文明,仅靠这些还不够,最为重要的一点,还得保持大唐帝国的侵略性。
刀不用了生锈,粮不吃会生霉,军队不用自然要腐坏。
战争,需要精益求精。
发展军事文明,永无止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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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平和李彦超在甘州城外与药罗葛狄银对答时,李从璟也在灵州跟李绍城谈论眼下大唐禁军的征战形势。
战争是门艺术,层面越是高级,其艺术性也就体现得越是充分,到了国家战争这个份上,战争这架庞大机器的健康运转,已经精密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。
而且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,战争也就愈是精密,其艺术性也更加突出。部落时代的战争与宇宙时代的战争,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存在。
战争有其固有成本,李从璟要降低攻河西、西域之战的成本,除却对战争各组成部分都“精打细算”之外,还要谋求迅速而干净的胜利。一场干脆利落的大胜,与一场耗日持久的僵持战的成本,也不可同日而语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主要是带领兵马冲阵厮杀、召集战士进行城池攻防的河西军队,被孟平说成是“不懂战争”,并非没有道理。
“一场战争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,大体而言依然是战前、战时、战后三个过程,国、军、民三个主体。于国家而言,国库有多少钱、财、粮储备,钱、财、粮在从国库用于战场的过程中,经官吏之手,会被贪墨几何,路途运输,会损耗几何,这之间的‘转化比例’是多少,转化过程需要耗时多少,而国家能从民间征调多少物资,战场附近的州县又能供给多少,运往战场的效率如何......凡此种种,是为战争决胜于国家。”
“于军而言,军纪是否严明,将士素质如何,争胜之心是否强烈,各科技艺是否娴熟,将校识得多少征战之道,临阵知道多少应变,甲胄是否坚固,兵刃是否锐利,弓弩是否齐备,火炮利器存量几何,折损能否及时补充,伤员能否得到及时救治,新老士卒‘转化率’有多少......凡此种种,是为战争决胜于军队。”
“于民而言,凡国家征战,百姓愿意承受多少赋税增加,家家户户能为战争输送几个儿郎,国家号召之下,上至富户大族,下至寻常百姓,能为战争捐献多少钱财,有几个能放弃手中活计甘为大军运送粮秣成为辅兵。当战争不利时,百姓是唾骂国家无能还是挺身走上沙场,当强敌入侵时,百姓能否不顾身死走上城头,又是否有能力上阵厮杀。民,军之源也,一旦大战起,举国百姓是否齐心,又有多少人能成为后备军,但凡国家需要,就能拿起武器走上沙场......当战争损耗大量财物,民不聊生之际,百姓是甘愿为国家大义勒紧裤腰带,还是会被有心人蛊惑,行反叛国家之事来为祸地方......凡此种种,是为战争决胜于百姓。”
这一日,李从璟站在灵州演武院的授课台上,亲自为教室中的学生传授战争之道。
“凡此种种,国家当有清楚认知,甚至当有明确计算,有此基础,方有国家之战。凡战,必有军事情报,有军报情报,方有军事谋划,有军事谋划,才有大军行动,否则,十万大军,数十万民夫,如无头苍蝇一般放之于沙场,一旦稍有不慎,便是大动乱大灾难。”
“战前情报搜集的详细程度,直接关系到大军征战之谋划之胜败,没有详尽之军事情报,就没有大军之出动。大军行军路线,行军脚程,扎营之地点,攻打目标之兵马部署,大小战斗之投入,粮仓之选址,粮道之防卫,物资之调派,攻城掠地之章法,分进合击之策略,都要有明确布置。虑胜,也虑败,虑进,也虑退,有进攻谋划,也要有撤退谋划。兵法云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,又云’‘庙算多者胜’,此之谓也。有如此谋划,纵然战场有变,应对起来才不至于慌乱,才不至于因小败而贻害大局,纵然不胜,亦可立于不败之地。僵持之战,亦或惨胜,姑且耗费无数人命与钱财,何况是败?届时不仅人命与钱财大损,而国民之信心尊严亦损,还助涨敌寇之气焰,壮大敌寇之实力,其害岂不为大!”
“每战之后,伤员如何救治、安置,所得之地如何驻防,民众如何安抚,财物如何聚拢然后快速运用于战争,战略战术部署如何及时调整......”
“何谓战争?唯计划二字。大军征战,不打无计划之仗。计划妥当,每一个将士,才能发挥最大战力,每一分钱财,才能发挥最大作用,而沙场上每一将士每分钱财,皆是国家耗费十倍之力支持,此间轻重不可不查......如何打好一场战争,打一场恰到好处的战争,打一场壮大国家而非削弱国家的战争,怎能不是一门艺术?”
说到最后,李从璟总结道:“诚然,沙场之道,乃应变之道,沙场之上,有太多东西无法预料,事先也无法都探知,战争还得靠将士流血来打赢,但这不是战争缺少谋划的借口。一言以蔽之,增加战争的已知和可控因素,减少战争的未知和不可控因素,再以绝对优势去打每一场战争,才是赢得战争的取胜之道。”
给演武院的学生授课,李从璟早在幽州时就常做,洛阳演武院他也是常去的。演武院是李从璟宣扬他的军事思想的战场,实在不能忽视。只不过做了皇帝之后,这种时候就很少了。
李从璟的所作所为,实际上是在推动战争早日向“近现代”战争转变,引导大唐的军事人才,将战争这门学问做深做细。研究得深入研究得细致了,才会把事情做到更深入的层面,做好做到极致,不仅战争如此,很多事都是这样。
在李从璟看来,这个时代的战争,还是“略显粗糙”了些。而大唐的战争之道这样持续进步下去,日后必然独占鳌头。他想要将大唐建立成恒强帝国,首先得保证大唐的军事实力举世无双——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。
当然,要将战争早日推进到“近现代”的地步,仅凭他方才讲的那些,是远远不够的。
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基础,无论是国家的“近现代”化还是军事的“近现代”化,都需要物质水平跟上,或者说,需要生产力水平跟上,再直接点说,需要科技水平跟上。
这一点也是李从璟一直在花大精力去做的,李重美和赵普捣鼓出“高压锅”雏形后,经过持续改善,在李从璟的有意引导下,已经在向“蒸汽机”转变,按照目前的趋势,真正的“蒸汽机”不久就会出现。
换言之,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会提前到来,在大唐的天空下。
大唐的文明程度很高,李从璟并不担心此举是在拔苗助长。
至于某某阶级某某主义的问题,他也毫不担心。
从演武院出来,李从璟接到了甘州军报。军报上说,孟平、李彦超等人,已经着手准备决战。
回到住处,李从璟召见了李绍城。灵州之战结束有一段时日了,李绍城也不该一直呆在后方,河西是孟平和李彦超的,攻略西域也该李绍城大显身手。军功平分,才不会出现一家功劳独大,功高震主的情况,这也是御下之道。
好在大唐不缺军事人才,李从璟也不用担心,会因为要分功,而影响战争之取胜。
“这回大军攻打河西,进展颇快,朕事先制定的‘闪电战’之策,基本已经得到实现。既是如此,河西、西域交给尔等即可,朕也不必呆在灵州盯着,不日就能启程回洛阳。”
与李绍城商讨完诸事,李从璟靠上扶背,露出颇为轻松的笑意。
攻占河西全境,是大唐禁军在入冬前必须完成的任务,以河西的地理条件和复杂情况,禁军能取得这样的战果,的确称得上是“闪电战”——李从璟也确实参照了希特勒的战术。
李从璟一直在强调河西之战的成本,强调这场战争的投入收获比,而人类历史上也鲜有比“闪电战”投入收获比更高的战争了。要实现“闪电战”的部署,除却准备、谋划这些工作,需要的是军队拥有突出的硬实力——强大的运输能力和军事力量的压倒性优势。
大唐数量庞大的良马和火炮利器,为“闪电战”提供了必要的支持。
当然,眼下李从璟的“闪电战”,比起希特勒的“闪电战”,还是弱化版的,这是时代限制。
“此战之胜,是乃陛下雄才大略之胜!”李绍城由衷道。
李从璟笑了笑,摇头道:“战争何其庞大,岂是一人雄才大略就能决胜的。”
言罢,李从璟正色道:“此战之胜,是大唐文明之胜!”
是的,在李从璟眼里,这场战争若胜,是先进的大唐文明,对落后的河西文明的胜利。
中华历史上有一个无法忽视的悖论:坐拥先进文明的中国,总是屡屡被落后的北方草原文明战胜。
元朝、清朝的建立,是最突出和无可辩驳的证据。
蒙古人,位在漠北的漠北,女真满人,位在辽东的辽东,中国拥有灿烂的文明、在全世界面前光芒万丈时,彼部还在茹毛饮血。
而彼部一旦起势,短短数十年间,便能横扫大江南北,入主中原。
这也是汉人心头永远无法抹去的痛。
其因何在?
一句简单的“农耕文明的保守性,无法抵挡草原文明的侵略性”,无疑是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的。
一句简单的“农耕文明的发展程度还不够高,无法对草原文明形成绝对压倒性的优势”,也是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的。
野蛮战胜文明,并不是必然,而是无奈。
在李从璟看来,这个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。
中国的文明的确很先进,但中国的军事,并没有达到与先进文明相对应的高度。
中国文明的先进,在经济,在文化,在政治,甚至在百业百工在所有方面——唯独,不在军事。
手中拿的,仍然是刀枪,胯下骑的,仍然是战马,身上穿的,依然是甲胄,战阵依仗的,依然是弓弩,居而坚守的,依然是城池,执掌万千兵马的,仍然是一个个大老粗——某些时候,甚至是比大老粗还不如的纯粹文人。
明清与汉朝,近两千年过去,可有本质区别?
中国对草原,可有绝对优势?
没有。
论文章,从骈四俪六,到唐诗宋词,到明清小说,历经蜕变。
论体制,从封建井田,到汉唐郡县,到明清行省,历经蜕变。
论保家卫国的最根本力量,军事思想,军队建设,实无建树。
中国不发展军事文明。
偶有改变,也是大敌当前,苦着脸不得已做出应对。
从无主动追求进步的。
唯一的明朝火枪火炮,还是建立在元朝的基础上,并且很快销声匿迹。
如是,草原人弓马娴熟,善骑射,而彪悍轻死,一朝成势,中国不能挡也。
中国的军事文明既然不比草原先进,将士素质又赶不上“穷山恶水”的刁民,最为依仗的军事物资——战马,更是拍马赶不上,如此,沙场之争,焉能不败?
河西、西域之战,是李从璟提升大唐军事文明——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一大试验场。与庞大的大唐军事文明相比,“闪电战”的战术,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而已。
李从璟也知道,要提高大唐的军事文明,仅靠这些还不够,最为重要的一点,还得保持大唐帝国的侵略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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